历史中的兔子：早在三国时期就用兔毛制笔******

　　从“玉兔捣药”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兔子已经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中国古代，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2023年新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聊聊历史中的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兔鼠分道扬镳于6200万年前

　　《诗经》已记载兔肉食用方式

　　虽然在大众看来，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但吕鹏告诉记者，其实兔子跟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骨骼形态上看，兔(属于兔形目)和鼠(属于啮齿目)都拥有终身生长的门齿，表明兔和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分类学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将兔和鼠一起列入啮齿动物。”

　　而它们分道扬镳，是在6200万年前。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先生研究安徽潜山早古新世(距今约6200万年前)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发现有“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其中安徽模鼠兔为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而东方晓鼠接近于啮齿动物的祖先类型，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具有相互交混的特征，这就表明一方面鼠兔同源，另一方面二者至少在6200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兔形类和啮齿类动物走上了各自独立演化的道路。

　　吕鹏告诉记者，家兔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在我国古代，野兔的利用价值主要是在肉食、狩猎宠物、祭祀、药用、皮毛开发等方面。“兔头在四川人的美食版图上不可或缺，成都人称为兔脑壳，”吕鹏说，“其实在中国古代，野兔的主要用途就是肉食来源。”据《诗经·小雅·瓠叶》中记载：“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描绘了西周时期普通人家将捕获的野兔通过炮、燔、炙等加工方式制作成美食待客的情形。所谓“炮”就是将带毛的动物裹上泥放在火上烧；“燔”指的是用火烤熟食物，而“炙”则是熏烤的意思。据《礼记》记载，正式的宴请当备“六牲”作为荤菜，即豕、牛、羊、鸡、鱼、雁，兔子并未列入其中。虽然只备了兔肉，但主人换了三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可见其用心。

　　但在中国古代也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孕妇不能食兔肉。东汉《论衡·命义篇》中有过记载：“妊妇食兔，子生缺唇”。“当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吕鹏解释道。除此之外，兔毛皮保暖性能好、不易缠结，可用以制裘，兔皮可以熬胶，兔毛还可以用来做兔毫毛笔。明代《齐民要术》中转录三国时期韦诞的《笔方》中有写“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可见用兔毛制笔的历史可以早到三国时期。

　　古人曾以活兔陪葬

　　新石器时代就有兔形玉器

　　在文物里，也有不少以兔为题材或者是兔子形象的文物。仅是故宫博物院，就有商代的玉兔、汉代的兔猴铜带钩、唐代的瓷兔、宋代的三彩剔划花兔纹枕、元代的白玉兔形佩、明代的双兔图页等藏品。

　　“按照文物材质来看，在玉石材质文物、陶质文物、青铜器和画像石中常见兔的形象。”吕鹏告诉记者。以距今53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在此墓地M10中出土有玉兔饰1件，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

　　山西曲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兔作为尊的青铜器。兔头微伸，呈跃跃欲试状，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

　　而在山东嘉祥宋山4号祠堂东壁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兔子，则可以代表世俗和神话中两种不同的“兔”形象。吕鹏说：“在画像的上侧，东王公居中，马头、鸡头、狗头带翼神人跪于左右两侧；在画像左侧有面对面站立的两兔，分别用一只前肢扶臼，一只前肢握杵，似在捣药；在画像的下侧，厨房的房梁上悬挂着鱼、鸡、猪头、猪和兔等，这些都是准备烹饪的肉食。”

　　“山东济南洛庄汉墓的陪葬坑，是目前出土动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存。”吕鹏说，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遗存共有110余具，动物种属包括绵羊、猪、狗、兔等4种。其中，兔有45只。

　　吕鹏告诉记者，在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该坑放置了两个兔笼。西侧木笼保存较好，长度1.8米，宽度0.47米，笼中发现多只完整兔骨，“根据笼中兔骨凌乱、笼外可能为外逃之兔的考古现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9日 A12版)

浙江：将防重症关口前移到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

　　中新网杭州1月12日电(王逸飞 张煜欢)12日，在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厅(局)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上，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王仁元介绍，目前浙江全省整体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但当前住院和重症危重症仍处于高峰平台期，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关口前移“防重症”、加强农村防疫“补短板”等方面工作，如将防重症的关口前移到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

　　王仁元说，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该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断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有效应对多轮疫情冲击，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该省防控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王仁元称，目前浙江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主要呈现五方面特点：一是整体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二是发热门诊就诊人次明显回落；三是120急救及急诊目前已处于逐步下降阶段；四是住院和重症危重症仍处于高峰平台期，其中65岁以上老人占90%左右；五是医疗资源总体处于平衡状态，能基本满足当前的医疗救治需求，但仍处于最关键的阶段。

　　“下一步，我们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把‘防重症、遏病亡’作为重中之重。”王仁元介绍，接下来该省卫健部门将重点做好关口前移“防重症”、强化医疗救治“遏病亡”、管好重点人群“暖服务”以及加强农村防疫“补短板”等四方面工作。

　　以关口前移“防重症”为例，该省提出要强化早发现，将防重症的关口前移到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强化早识别，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早期识别诊断能力；强化早干预，畅通保供渠道，必备药品器械直达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强化早转诊，依托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建立和畅通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

　　“哪里有需要，就重点支援哪里。”王仁元还指出，该省将加强医疗资源的统筹力度，建立日调度和省市专家组巡诊、会诊制度，盘活用足浙江全省重症救治资源。医疗机构要全院总动员，人员全院调动、资源全院统筹，加大病区和床位腾、转、并力度，做到人员、科室、设备、院区、上下“五个打通”，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此外，为重点管好“一老一小”、孕产妇、残疾人、严重慢性病患者等五类人群，该省还将加强“一对一”暖心服务，分级分类做好健康监测、重症预警、医疗服务等工作。

　　“当前，我省感染重点区域呈现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基础比较薄弱，决不能掉以轻心。”王仁元说，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村防疫物资储备和供应，重点保供偏远农村、山区、海岛等地区。特别是针对浙江农村地区24万名65岁以上独居老人、3万名14岁以下留守儿童，全面落实对口联系，确保有人管、有人问。同时充分发挥县域医共体作用，加大人员下沉派驻的力度，加强重症转运救治能力，畅通服务民众“最后一公里”。(完)